复旦新药授权引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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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授权≠成果外流
经过10多年的研究,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青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用于肿瘤免疫治疗的IDO抑制剂有偿许可给美国HUYA公司。据了解,具有新药靶、新机制的IDO抑制剂,可应用于治疗肿瘤、阿尔茨海默病、抑郁症、白内障等多种重大疾病,社会和经济效益前景广阔。消息一出,便有网民不平“如此神药,怎么把专利卖给外国人”“为啥不留给中国”……
记者为此采访了多位上海高校科研处的负责人,发现其中存在误解。何谓“专利授权”,简单地说,就是对方可以使用专利,但不拥有专利,专利权仍归我所有,对方要用这个专利,还得付钱,这便是6500万美元的由来。
复旦大学官网上也明确:“美国HUYA公司将采用里程碑付款方式向复旦大学支付累计不超过6500万美元,以获得该药物除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以外的全球独家临床开发和市场销售的权利。”这说明专利的所有权并没有改变,复旦大学只是进行了该专利的海外授权而已,同时保留了中国区的专利授权。相比国外更成熟的产学研结合模式,目前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向国外输送研究专利存在模式瓶颈,典型之一就是创新药物在课题研究阶段的估值问题得不到解决。“6500万美元是一个比较可观的价格。”中国医药工业研究总院副院长易八贤表示,此次复旦与HUYA的合作给国内高校及科研机构树立了很好的范本。
国内为啥卖不了
专家同时指出,复旦的做法突破了长期困扰中国高校科研产业化的桎梏,实为破冰之举。
从全球看,影响人类生活方式的重大科研成果70%诞生于高等学校。在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中,高校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美国为例,信息技术的崛起,就源于高校技术研发的推动。反观我国高校,科研成果对社会的贡献却并不明显,绝大多数科研成果束之高阁。
据统计,1985年至2013年,仅985高校的授权专利总量为12.4万件,但实施专利许可和转让的仅有6191件,占授权专利总量的5%。科研人员毕生心血申请的专利,不能转化为生产力和财富,专利何用?于是,我们的科研成果往往化成一纸专利证书或一篇论文。中国成为专利大国、论文大国,却并非科技大国。
高校破“围墙”、高校科技产业化,这是一个呼喊了20多年的老声音,为何依旧困难重重?我们的科研成果在国内为啥卖不了?专家分析,原因众多,主要是“三座大山”长期难以撼动。其一是知识产权保护,没有完善的知识产权环境,专利就难以得到保护,交易便有困难;其二是退出机制,新技术意味着大投入、大风险,失败几率远大于成功,如果没有完善的风险退出机制,专利交易就不可能活;其三是企业的急功近利,国内企业问高校拿专利、拿技术,第一句就问“能给我带来多少利润”,而一项新技术从实验室到走向市场,往往要走一段曲折之路,国内企业一般缺乏技术贮存的意识,也没有失败的承受力。
破“最后一公里”瓶颈
沪上一高校一位科技处处长常年在企业与教授之间做“红娘”,深知其中之艰难:科研人员搞专利卖不出去或者贱卖,失去了激情;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负责人,不敢轻易购买高校专利,因为没有退出渠道及产权保护,如果损失了该如何面对考核。“双方都难,因为没有形成一个科技产业化的大环境。”而在这种背景下,“借船出海”、海外授权专利无疑是一种有效尝试,“如果国外企业都用我们的专利,而专利权又掌握在我们手里,这是最好的模式。”海外授权专利既能得到知识产权保护,又能在世界一流企业中加快产业化进程,中国人的专利还是中国人的,何乐而不为?这位处长认为,高校科研成果走向海外,有点像当年中国企业赴纳斯达克上市,获取的是更多资源,更能壮大自身的科技实力。
沪上高校的专家认为,只要是不涉及国防及国家安全的科研,都应该鼓励其以各种方式转化、创新。有些科研成果是无国界的,正如当初的青霉素。此次杨青教授研发的IDO抑制剂如果在美国加速上市,对许多癌症患者无疑是福音。
世界著名的科技创新中心,其周围一定有一批名牌高校作为后援,比如美国的“硅谷”,周边便集中了斯坦福、加州伯克利、加州理工等名校。上海要建设科创中心,云集沪上的60多所高校该有何作为?专家指出,当下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解决好科技成果产业化“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推动各类要素协同创新。将来,上海高校要加强技术转移体系建设,促进高校科技成果加快转化为市场所需要和认可的产品。从这个角度看,复旦与美国制药企业的这次交易,应该被更多人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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