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技术”塑造新闻业发展新图景

截至2021年10月，社交媒体平台脸书（Facebook）的全球用户已超过29亿人，占全球总人口的37.18%，平均每2.7个人中就有一个人使用脸书。若除去无法使用通讯工具的儿童和中老年群体，脸书的全球用户比例将会更高。同时，根据脸书公司的财务报告，该公司2021年前六个月广告收入达到540亿美元，增速惊人。单纯从用户数量和盈利水平看，这家成立于2004年的社交媒体平台，在短短17年中创造的奇迹，已令众多历史悠久且声名卓著的传统新闻媒体机构望尘莫及。脸书的迅速崛起，以一个生动的实例展现了“元技术”革命为人类社会传播格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元技术”重构人类传播格局

从信息传播角度讲，所谓“元技术”，是指在诸多信息传播技术中处于基础性地位、起奠基作用的技术形态。在人类传播史演变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多种传播技术，无论是“书于竹帛”，还是“铸以代刻”，不同的技术环节和形态各异的技术装置，往往相互依存，尚没有一种技术取得绝对优势地位，并以自己的特殊地位决定和左右着其他技术环节。但数字技术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当代的传播活动，所有其他信息传播技术的创生、更替，都需要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离开它，不仅其他信息传播技术可能无力独存，相应的传播活动也难有成效。换言之，数字技术即是“在诸多信息传播技术中处于基础性地位、起奠基作用”的“元技术”。

作为“元技术”的数字技术是“技术中的技术”，具有奠基性的独特地位，其他信息传播技术的创设、拓展及社会效应的实现，都离不开它。但数字技术地位重要，并不是说“元技术”革命就是数字化技术革命。“元技术”革命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不断累积和叠加的技术体系持续革新的过程。正是在这种连绵不断的技术体系的扩充中，“元技术”革命的社会效应得以持续涌现，人类的传播格局随之不断变异。

对于新闻业而言，“元技术”革命使新闻业从“封闭”走向“开放”。“元技术”的出现和数字时代的来临，使形态各异的媒介形式络绎出现，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媒介丛林”深度嵌入了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个体的信息生活中。最终，这种数字技术嵌入社会生活的持续进程打破了传统新闻业的封闭系统，新新闻业应运而生。与以报业、杂志、广播电视等为依托的传统新闻业不同，以今日头条、脸书、赫芬顿邮报等为代表的新新闻业起步于“元技术”，初创之时就自带“数字基因”。传统新闻业看重的，是自身在整个信息传播流程中的核心地位和整个信息流程的规范。正因如此，它特别强调信息生产者的权威性，非常看重自身在社会系统中独一无二的社会地位，有意无意地将社会公众排斥在自身的传播实践活动之外，这是非常突出的“传媒中心观”。新新闻业与之不同，它是一个开放的信息传播系统，依托的是网络社会“散点式传播”的逻辑，自创办之日起，就将信息用户纳入自己的传播流程中。媒介逻辑从“传媒中心观”向开放互动式散点传播的演变，预示着传统新闻业一枝独秀局面的终结，新新闻业正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和层出不穷的新面貌加入到新闻传播的各个环节，深刻地改变了并将持续地改变着新闻业的传播生态。

对于信息个体而言，“元技术”带来的传播新格局，使他们不再是传统新闻业中的“旁观者”和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是新新闻业以热情姿态千方百计吸引的用户（不仅“使用”新新闻业呈现的其他用户传播或生产的信息产品，也生产和传播其他用户感兴趣的信息产品）。至此，信息个体不再是被传统新闻业排斥的对象，借由“元技术”成为新新闻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新新闻业也凭借“元技术”构建了自己开放的平台，褫夺了原本独属于传统新闻业的宝贵的配置性资源。

传统新闻业面临结构危机

传统新闻业的优势及其当下面临的困境，均与传播结构演变有关，可谓“成也结构，败也结构”。依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的说法，结构是“社会系统再生产过程中反复使用到的规则和资源”。对于传统新闻业这个社会子系统而言，它赖以生存的配置性资源中较为突出的有两项：其一是传播技术装置；其二是接收其新闻产品的社会公众。19世纪以来，大众传播成为传统新闻业的普遍样态，这要求传统新闻机构的筹建者具有相当充裕的资本购置价值不菲的传播技术装置，才能满足大众传播环境中新闻生产的最低要求。这一高门槛形成了坚固异常的行业壁垒，在排斥一般社会公众的同时，让传统新闻业具有了实质上的垄断优势，它也借此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具有明显排斥性特征的传播体系。

这种排斥性，还体现在传统新闻业对职业理念体系的打造和固守上。以“真实性”“客观性”“公共性”等为核心的“新闻观念丛”构筑了传统新闻业的职业理念体系。从结构化再生产的视角看，职业理念体系具有“双重性”。首先，它是传统新闻业赢得公众信任、获得社会“合法性”的权威资源。通过它，传统新闻业可以提升自身在社会系统中的地位，赢得社会公众的持久信赖。其次，它也是传统新闻业维系自身再生产的行业规则。对于个体的新闻从业者而言，只有秉持这样的新闻职业理念，才能在个人的职业生涯中赢得尊重；对于新闻机构而言，这样的新闻职业理念又是凝聚职业精神、张扬职业理想、指引新闻实践的重要指针；对于传统新闻业整个行业来讲，职业理念体系最终决定了它在整个社会体系中的位置以及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

“元技术”革命打破了传统新闻业相对稳固的结构化再生产逻辑。从结构资源角度看，在以往的传播技术变革中，传统新闻业不仅能够争到先机，而且能够将那些新出现的传播技术装置完全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与之相应，作为另一种配置性资源的社会公众，也依然是传统新闻业可以调配的系统再生产资源。数字技术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对于传统新闻业而言，原有的技术垄断优势也造就了这个行业故步自封的思维惯性，对于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元技术”革命的来临似乎感到麻木，并未积极看待。与之迥然不同，新新闻业的弄潮儿却以最快的速度、最饱满的热情拥抱了“元技术”，并在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极短时间内就取得了传统新闻业花费数十年甚至百余年筚路蓝缕才获得的成就。对于信息传播而言，“元技术”压缩了信息生产的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1922年，西尔维娅·毕奇刊印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几乎耗尽了全部家当，乔伊斯每改一个字，工作流程几乎全部都要调整；20世纪80年代的报业和广电业的新闻生产，虽然大大提高了效力，但细微改动带来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生产流程依然桎梏了传统新闻业的信息生产。21世纪以来，数字这种既非物质亦非能量的全新传播技术，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实现信息产品的自由修正、拼接和组合，又可以光速进行传播。无疑，自创设伊始就拥抱“元技术”的新新闻业，在新的传播环境中不仅赢得了自身发展的契机，更引发了传统新闻业的结构化再生产危机。

职业理念体系的“周转不灵”，也是传统新闻业结构化再生产危机的重要体现。作为新闻生产的规则与资源，职业理念在传统新闻业确立自身社会地位、延续再生产的过程中可谓“居功至伟”，但新新闻业并不将这些理念作为自身运作的必要条件，它们更看重的是传统新闻业长期保有优势的配置资源——社会公众。于是，它们以“元技术”的种种革新，为社会公众提供包括新闻在内的各式各样的信息产品，短短几年就“蚕食”了传统新闻业的“公众地盘”。

杂合体新闻业正在兴起

数字技术的创新步伐紧锣密鼓，由此生成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字技术星丛”，作为技术体系的“元技术”革命一浪高过一浪，持续向前迈进。这导致两种社会现象的同步发生。其一是人的“技术化”“媒体化”。不断出现的形态各异的新兴媒体日益成为现代人的“组成部分”，人类再也不是以往观念中“纯而又纯”的主体，恰如兰登·温纳所言，“人类正变得越来越像是科幻小说中的电子人——电脑化的有机体”。人类似乎不再是利于万物（客体）且居于万物之上的主导者（主体），从某种程度上看，人类正在一步步成为“技术的延伸”“媒体的延伸”。其二是技术的“人性化”“智能化”。人类历史上，技术（装置）原本是取代部分人类（或畜力）体力劳作、使人类摆脱体力劳动困局的工具，但20世纪以来，人工智能的开发已经使技术逐步获得智力和自有意识。更有甚者，2021年，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斯凯勒·迪比茨（Skylar Tibbits）在其新著Things Fall Together中指出，获得意识与智能的事物可以自己组合，实现无需人类参与的自身再生产。其实，这样的愿景，在信息传播领域早已实现，未来信息生产的“智能化”“人性化”还将大大扩充。从全球新闻业的现实状况，我们也可以发现，一种建立在技术“人性化”“智能化”和人的“技术化”“媒体化”基础之上的新闻业新业态——杂合体新闻业正在兴起。

不同于以往的新闻业态，杂合体新闻业最为突出的特性在于，它不再是人类主体主导之下的新闻业，其运作过程也不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作为非人类要素的“数字技术星丛”全面渗透到新闻业的毛细血管和细枝末节之中，人类要素与非人类要素正在“对称”地形塑着未来新闻业的动向与格局。科学社会学者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认为，长久以来，人类有一个错觉——将社会看作人类主体单纯运作的存在。事实上，人类居于其间的并非“社会的社会”，而是“联结的社会”，后者要求对“非人类实体”要素在实践中的作用和地位给予确定。因此，现代人的诞生，是联合的结果，但他们自以为自身的诞生是因为“纯化”（强调人的因素）！换言之，现代人自以为的现代化、绝对化，其实是不存在的。如果说20世纪以前，技术及其装置对人类社会生活的作用机制常常隐而不彰，也因此被人类视而不见，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拉图尔所谓的“非人类实体”要素在当代社会特别是信息传播领域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豁起来。

作为非人类实体要素而起重要作用的新闻新业态，杂合体新闻业表现出以下较为突出的特征。首先，是无限联结。既往的新闻业联结的社会个体和群体是有限的、可知的。即使是用户广泛的权威新闻媒体，它触达的使用对象，在统计学和市场调查等工具的支持下，其面貌大致清晰可辨。杂合体新闻业呈现的是一个融合了“人的媒介化”和“技术的智能化”、贯通了人类实体要素与非人类实体要素的动态网络，何种个体将于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加入和参与到这个动态网络之中，是不可确知的；智能化的技术，又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这个网络的运作状态，也常常把捉不到。其次，是开放性。在新闻业与技术及其装置的关系上，以往的新闻业有能力将技术及其装置完全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将整个信息传播过程置于自身操控之中，也因此形成了相对封闭的传播系统。“数字技术星丛”的出现，改变了这种局面：新闻业再也不能通过技术及其装置保持自身的传媒中心地位，对社会公众的主动权和可施加的影响力大打折扣；它使社会个体拥有了通过技术及其装置联结信息传播动态网的可能，杂合体新闻业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开放空间。最后，是过程性。以往的新闻生产经过一系列规范环节，最终会制造出一个处于“完成”状态的新闻产品。但在杂合体新闻业中，更多的新闻产品将处于“未完成”状态。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技术化”“媒体化”的非职业新闻生产者有关，也与“人性化”“智能化”的技术（装置）加入到新闻信息“生产—传播”网络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人与非人要素的联结与融合，使杂合体新闻业兴起，从而也导致传统新闻业与新新闻业的界限更加模糊。“数字技术星丛”这种非人类实体要素将会成为未来新闻业中联结传统新闻业与新新闻业的桥梁，也会进一步促使二者区隔弱化，共同推动杂合体新闻业的拓展。

未来新闻业面临不确定性

“元技术”革命导致了新闻业与社会系统的深度联结，也导致了作为社会子系统的新闻业自身的“液化”及其边界的弱化。社会媒介化、媒介社会化的双向渗透、彼此互动、相互形塑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此过程中，新的人类实体和非人类实体被不断构造出来，而这些要素的产生又进一步形成更加广泛、更加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而扩充了不同实体间的组合与联结方式。原本处于新闻互动边缘的行动者，可能因此走向信息传播的核心地带；而以往和现在居于新闻实践主导地位的行动者，则有可能在关系网络中成为边缘化存在。

现有新闻业的结构化再生产，也因“元技术”革命面临新的传播格局。对于传统新闻业而言，它曾经掌控的引以为傲的传播技术及其装置，难以在未来的新闻传播活动中继续保持独一无二的传播优势。一个多世纪前，传统新闻业在社会上确立权威地位所依赖的“职业理念体系”在“元技术”引发的传播新环境中也变得风雨飘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本是传统新闻业立身之本，在传统新闻业遭遇前所未有困境的情况下，竟然被一些传统新闻机构“病急乱投医”地舍弃，这实则是“饮鸩止渴”之举，进一步弱化而不是强化了传统新闻业的优势。它所具有的规则与资源优势已风光不再，其地位也大不如前。与之不同，顺应了“元技术”革命趋势的新新闻业则攻城略地，既有技术优势，又没有传统新闻业理念系统的“束缚”，它们所向披靡，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侵蚀了传统新闻业的地盘。这种天壤之别局面的形成，在于二者对“数字技术星丛”这种“元技术”的态度及运用。虽然传统新闻业在“元技术”革命席卷社会的情况下，慢了一拍，但目前也已被动踏入这一新领域；新新闻业在高歌猛进的同时，也常因脱离职业规范，遭到多方质疑。未来新闻业的发展，除了传统新闻业与新新闻业相互取长补短，在融入非人类实体的社会关系新网络中时，二者都还需要关注信息传播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杂合体新闻业自身固有的属性，也必将对边界模糊的传统新闻业和新新闻业带来不容忽视的影响。

未来新闻业中，值得密切关注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平台企业的垄断现象。客观地看，平台企业作为新闻生产与分发的重要机构，其社会影响力和对社会公众的渗透力已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传统新闻机构。同时，平台企业与生俱来的“元技术”优势，又使很多巨型平台形成了天然的垄断。正如本文篇首所示，顺应“元技术”革命的脸书，形成了信息再生产的结构优势和垄断地位，但也为包括新闻在内的信息传播带来潜在威胁。从这个角度看，未来新闻业中的平台优势、平台垄断及其后果，尤其需要给予持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