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名称与简称权利冲突的认定

在现行法律制度和管理机制下，不同地域、领域企业名称（字号、简称等）权利冲突纷繁复杂，是司法实践中的热点和难点。有效解决市场主体之间此类纠纷冲突，既是保护经营者利益的需要，也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迫切要求。要有效解决因企业名称（字号、简称等）引起的权利冲突，既要厘清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之要件，又要准确理解诚实信用原则对市场主体之约束，维护公认的商业道德和市场经济秩序以及权利人和其他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

一、案情梳理及问题提出

原告中核苏阀公司于1997年挂牌上市，股票名称经历从“中核苏阀”变更为“中核科技”，再改名为“G中核”，后再更名为“中核科技”的变化。中核苏阀公司及其相关产品、商标经长期经营获得较高知名度、影响力和美誉度，被相关公众广泛知悉。被告天津中核公司成立于2010年，主要从事阀门类产品的研发和销售，与原告属于同一行业。原告主张被告在其企业名称中使用“中核科技”字样构成不正当竞争，故请求判令被告停止被诉行为并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1]

本案例中，法院在何种情况下可认定股票名称为“具有一定影响的企业简称”，企业简称的数量是否受法律所限，以及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后诉讼时效是否可作为抗辩依据，均值得思考和探讨。

二、有一定影响的企业简称的认定

企业名称是市场主体的重要经营标志，具有识别市场主体商品或服务来源的意义。从市场秩序的角度，企业名称注册、使用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反不正当竞争法将对企业名称的保护延伸至企业字号、简称等。该法第6条第2项规定，经营者不得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的企业名称（包括简称、字号等），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该法条是诚实信用原则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具体适用，即在解决企业名称、字号、简称冲突时应遵循保护在先权利原则及禁止混淆原则。任何市场主体的企业名称（包括简称、字号等）与在先具有一定影响的企业名称（包括简称、字号等）在注册、使用时构成相同或相近，使相关公众对市场主体及其提供的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误认，该注册、使用行为即可被认定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及商业道德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在对相关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时，法院可结合具体案情，对“是否属于在先的企业名称（包括简称、字号等）”“是否具有一定影响”以及“是否易造成相关公众混淆”三方面进行重点审查。对企业简称、字号及“有一定影响”的认定可考量经营者本身及其产品、商标等的知名度等事实。[2]例如在本案中，原告及其相关产品、商标经长期经营获得较高知名度、影响力和美誉度，被相关公众广泛知悉，且该公司曾将“中核科技”用于股票名称（证券简称）这一重要市场经营活动，多家全国性媒体和期刊亦用“中核科技”指代原告对其进行正向宣传和报道。由此，可以认定“中核科技”在被告进行企业登记注册以前，在全国范围内的阀门领域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知悉，系与原告建立稳定联系和具有明确指向的特定称谓，属于“具有一定影响的企业简称”。

对“是否易造成相关公众混淆”的认定可将经营者的主观意图作为重要的判断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市场主体在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善意、审慎地行使自己的权利，任何违背该原则，在反不正当竞争法框架下攀附他人商誉、谋取不当利益的行为均应受到该法的规制。如案件中原、被告双方经营范围存在重合，具有竞争关系，且被告发起人、法定代表人对原告与“中核科技”的对应关系已然知晓，再结合原告及其产品、商标、企业简称的知名度，即可认定被告主观上明显具有攀附原告商誉的意图，客观上将“中核科技”作为企业名称中的核心部分，足以导致相关公众对双方产品的市场主体或来源产生混淆。因此，被告擅自使用原告有一定影响的企业简称，产生混淆的法律后果，违反了诚实信用、公平竞争的市场交易原则，损害了后者的合法权益，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第2项所规制的行为。

此外，同一市场主体所经营的有一定影响的企业名称、简称、字号等如与市场主体建立稳定、明确的指代关系，可同时受到法律保护，企业简称的数量不受法律所限。案件中，原告在经营活动中长期将“中核苏阀”作为其企业简称使用的事实并不影响对“中核科技”同为原告有一定影响的企业简称及应受法律保护的认定。原告对“中核苏阀”“中核科技”中任何一个的使用并不阻断其他企业简称、字号对原告的指代作用。

三、明知侵权行为存在却放任再主张的诉讼时效问题

本案另一争议焦点问题是，原、被告双方曾存在多年业务合作关系，原告知悉被告的企业名称中含有其所主张的“中核科技”字样，却长期放任被告的行为，后再行主张该行为对其构成不正当竞争，故此产生原告主张是否已超诉讼时效的疑问。讨论诉讼时效期间对于权利人维权之影响，需要回归到诉讼时效制度的基本理论、价值判断和法律规定本身。

首先，关于诉讼时效制度的价值选择。诉讼时效制度设立之目的是为了惩罚眠于权利之上的人。[3]从社会治理的角度，诉讼时效制度有利于解决因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而使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保护不特定第三人信赖利益，从而稳定社会秩序，方便社会治理。[4]从处理民事法律关系基本原则的角度，诉讼时效制度不仅保护民事权利人的实体权利和诉权，同时也保护履行义务人因权利人怠于催促而必须履行之权利，从而平衡了权利人与义务人的利益乃至第三方的利益，符合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但在兼顾各方利益的前提下，该制度首要的价值选择依然是保护权利人利益。

其次，关于诉讼时效制度的客体或适用的权利范围。通说认为，诉讼时效的客体仅为请求权，但权利范围并不涵盖所有请求权。立足于诉讼时效制度的价值选择，债权请求权以财产利益为主张内容，故大多应适用诉讼时效，[5]而属支配性权利的绝对权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故此，《民法典》第196条排除了“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请求权项。即在民事案件中，只要侵害权益的行为持续存在，权利人即可主张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诉讼请求。

最后，侵权纠纷中诉讼时效制度对双方利益平衡主要体现在对侵权损害赔偿的认定。一般而言，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应当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被侵害的权利范围、侵害人及侵害行为之时开始计算。如侵权纠纷中被告能证明原告对被诉侵权行为明知却放任损害后果的扩大时，则应基于诉讼时效制度的价值考量，对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的行为予以惩戒，对义务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予以减轻。具体案件中，可根据双方合作协议及双方往来，确定原告作为权利人一方已知晓被告实施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之时间，即在计算损害赔偿数额之时应对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的行为予以惩戒，遵循3年诉讼时效期间之规定，即应当自权利人起诉之日起向前推算3年。

基于上述对诉讼时效制度的法理基础和法律规定分析，在确认被诉不正当竞争行为仍然持续的情况下，法院可以认定停止侵害行为的诉讼请求不适用诉讼时效，判令被告停止使用含有“中核科技”字样的企业名称；同时，在认定赔偿数额时，法院可考虑权利人早已知悉被诉不正当竞争行为却放任其存在的心态，计算损害赔偿数额时不便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时开始计算，而可遵循诉讼时效期间之规定，从权利人起诉之日起向前推算3年，酌情确定被告承担的赔偿数额。

结语

权利取得方式的多样、市场主体的繁荣，导致权利在产生、行使过程中出现冲突。但权利冲突只是法律体系化进程中的副产品，可以通过司法实践逐步来完善。在司法征程上，法院可以在审理相关案件过程中，以权利的利益平衡为中心，厘清“权利冲突”解决的法理依据，以回应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的迫切要求。

注释

[1]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3）津03民终7446号民事判决书。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2〕9号）第4条亦规定：“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并具有区别商品来源的显著特征的标识，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的‘有一定影响的’标识。人民法院认定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的标识是否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应当综合考虑中国境内相关公众的知悉程度，商品销售的时间、区域、数额和对象，宣传的持续时间、程度和地域范围，标识受保护的情况等因素。”

[3]参见朱晓喆：《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评论》，载《东方法学》2016年第5期，第137页。

[4]参见高利红：《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严格审慎原则之适用》，载《政治与法律》2023年第10期，第11页。

[5]但也考虑到社会现实情况纷繁复杂及对公共利益的保护，需排除支付存款本息请求权、兑付债券本息请求权、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足出资请求权等债权请求权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