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雷》引发歌曲界定争议

最近一段时间，一首名为《惊雷》的歌曲在网络上迅速走红，没想到却引发了一场创作者与知名歌手之间关于《惊雷》“到底算不算得上歌曲”的隔空互“怼”。在一次网络直播中，针对网友关于《惊雷》的提问，知名歌手杨坤称其没有节奏、没有律动、没有技术含量，算不上歌曲。《惊雷》创作者MC六道随即给出了反对意见。这场争论也开始迅速在双方粉丝圈、音乐圈以及法律圈中发酵。那么，排除主观感受，《惊雷》究竟能不能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歌曲”呢？

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对于“音乐作品”的解释是“歌曲、交响乐等能够演唱或者演奏的带词或者不带词的作品”，这是以“列举+概括”的方式给出的定义。“歌曲”则通常被认为需要具备唱、词、曲、编曲（伴奏）4个要件。

据此，在否定《惊雷》构成歌曲的意见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惊雷》相较于“歌曲”，实际上更偏向于“喊麦”，没有音高和旋律的说唱缺少“曲”的部分，故《惊雷》算不得歌曲。但有音高和旋律的说唱是符合歌曲的构成要求的，这种情况是指，说唱时将歌词维持在一定的音高上，因没有明显的音高起伏而让人听起来似读非读，然而发音其实是和伴奏带的和声紧密关联的。

笔者并不认可这种观点，将有无音高作为歌曲要件的判断依据，甚至作为是否具备独创性的判断依据，显然是缺乏客观性和可操作性的。任何声音都有音高，有些发音与音乐范畴的音高高度重合，有些发音则不属于音乐范畴的音高。比如，周杰伦在歌曲《双截棍》里“茶道有三段”的“段”字发音，就是一种变体发音。在现代汉语发音中，“段”字应该发四声，但在这首歌中，“段”字先发一声，紧接着发三声，构成了周杰伦的特色发音。一首说唱歌曲如果在某字的发音或者某句的拖腔上出现了变体、音型乃至旋律，就能被认定为满足歌曲的构成要件，显然是一种把定量当成定性的工具论思维。

需要了解的是，近代西方无调性音乐、氛围音乐、实验音乐的涌现，就是创作者打破古典音乐结构主义的成果。在汉语音乐的创作世界里也一样，很多创作者在不断尝试打破旋律对汉语的束缚。汉语发音为单音节，发音变化空间本来就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判断发音有无音高很容易受到误导。那么刻意要求在发音的有限选择下多做变体，并作为歌曲要件的判断依据，就显得有些苛刻了。

事实上，说唱歌曲的特殊性本就在于“曲”的部分被弱化，而“词”的自然发音或变体发音对“曲”有积极的可替代性，进而借助编曲这一纯音乐性的安排做出整体表达。简单地认为一些说唱歌曲因缺乏明显的“曲”部分，从而不具备独创性，这种认知显然是错误的。“曲”并不是一首歌曲所蕴含的独创性的唯一载体，只要一首说唱歌曲的歌词具有独创性，那么“说”的部分即便没有旋律和音高，也依然具有独创性。这是因为创作者在作词时，已经对“说”施加了方向性的影响，说唱歌曲在“说”歌词的过程中，以现代汉语四个声调不同的排列组合发音、断句，是能够反映创作者的个性化意图的。

此外，在《惊雷》对于创作思想的个性化表达方面，笔者认为，歌词除了传情达意外，还承载着打破创作边际的可能。比如窦唯在歌曲《黄昏》里的歌词“晚来声香，脸雾云床，空蓝性忘，红无酒伤”，这些词句在语法上均不成立，但在创作层面反应了独特的创作思路和情绪，可以被一些受众所理解和接受。《惊雷》的歌词看似没有实际意义，但受众对这类歌词的接受程度取决于个体差异，见仁见智，所以并不能说《惊雷》不具有个性化的思想表达。

综上所述，虽然《惊雷》的艺术性饱受争议，但其仍然是一首正规意义上的“歌曲”。审美是感性的，法律规定的追求则是理性的，《惊雷》或许提醒了我们，人类社会最大的理性就是能够不断地接受、认可各种感性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