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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年末,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揭牌成立,正式开启了我国知识产权法院专业审判的新纪元,标志着中国知识产权审判从机制改革转入体制改革的新阶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2014年6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方案》。8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
因加大保护创新力度而生的知识产权法院由此步入改革快车道。成立三年来,知识产权法院勇立时代潮头,在探索中国特色知识产权专门化审判道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深入贯彻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造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国模式。
2014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来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调研。图为孟建柱与郭金龙、周强共同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揭牌。(资料图) 郝 帆 摄
立足审判 为保护创新发展护航
今天的中国,创新适得其时、适得其势。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而实现这一目标,归根到底要依靠创新驱动。
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激发创新原动力的基本保障,司法则是保护知识产权最有效、最根本、最权威的手段。
三年来,知识产权法院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公正高效审理案件,有力遏制侵权行为,有效保障创新驱动发展。
苹果、华为外观专利纠纷引发的行政诉讼案,全国首例视频聚合盗链不正当竞争纠纷案——爱奇艺诉聚网视案,全国首起电竞游戏赛事网络直播不正当竞争纠纷案——DOTA2亚洲邀请赛视频转播案,网游“魔兽世界”诉中禁令案等知名案件的公正审理,吸引了社会各界“围观”,起到了较好的引导示范作用。
针对知识产权侵权赔偿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积极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市场价值研究(广东)基地”建设,深入开展侵权赔偿等问题研究,使侵权赔偿数额与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相契合,并探索适用惩罚性赔偿,使侵权人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在“U盾”专利侵权案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审全额支持了原告4900万元的赔偿请求,并首次支持了原告以计时收费方式主张的100万元律师费。
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设立知识产权案例指导研究(北京)基地,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案例指导制度,完善典型案例生成、筛选、识别、使用机制,积极推动知识产权司法裁判理念、尺度和标准的统一。
最高人民法院在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设立知识产权司法保障科技创新(上海)基地,是人民法院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又一重要举措,进一步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障科技创新的前瞻性、科学性、针对性。
“通过审理社会影响大、关注度高的重大疑难案件,加强对审判实务中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的研究处理,确立了一系列重要裁判标准,为行业发展提供行为示范和有效指引。” 2017年8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人民大会堂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关于知识产权法院工作情况的报告时说。
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三个法院共受理案件46071件,审结33135件。
勇于探索 为司法体制改革探路
“上个礼拜,一个星期我就开了16个案件的庭!”
2015年 4月16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院长宿迟在首届中国知识产权法院论坛上表示,“作为法院院长,我首先是法官,法官不能脱离审判,我们正在探索把院庭长办案实现常态化。”这项新的尝试,跟改革前院庭长一般不参与案件审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知识产权法院设立之际,正值新一轮司法改革深入推进,因而受到高度关注,也成为观察司法改革的一个新窗口。
作为司法改革先行者和排头兵,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积极探索符合知识产权司法规律的审判权运行机制,率先推行法官员额制、司法责任制、机构设置扁平化等。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还开创了审委会直接开庭制,在安徽华源医药公司诉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一案中,首次由审判委员会全体委员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案件。
知识产权法院法官们纷纷表示,这是法官生涯中感受最彻底的一次“放权”,职业尊荣感很强烈。
在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做了2年多技术调查官的邹享球,是三家知识产权法院中第一位出现在法庭上的技术调查官。
技术调查官是知识产权法院从2015年开始引入的“新角色”。
邹享球第一次“亮相”是2015年4月参加一起著作权侵权纠纷案的开庭。这时,距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宣布启动建立技术调查官制度刚过去了4个月。
今年8月周强院长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称,三个知识产权法院均设立了技术调查室,共聘任61名技术调查官。技术调查官在1144件案件中为法官提供专业技术咨询,确保了技术事实认定的中立性、客观性和科学性。
放眼国际 传播中国法治好声音
2015年9月9日,在最高人民法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发布工作运行情况显示,涉外案件较多,占一审案件总量的39.4%。
在知识产权法院成立之初,世界法学家协会(WJA)主席亚历山大•贝拉洛维克曾说,中国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做法,体现了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高度重视及大胆探索,值得持续关注和期待。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办事处副主任吕国良认为,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是中国知识产权审判体制改革的重大核心举措,此举也引起了世界上广泛的关注。“这个信息要求我们能够关注这方面的发展,把中国的信息及时提供给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中国正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中国在知识产权审判方面,改革成效和标杆作用逐步显现,司法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展示了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新形象。
为了提升我国知识产权司法的国际影响力,最高人民法院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签订合作备忘录,以知识产权法院为依托,深化多领域合作。
设立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国际交流(上海)基地,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举办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论坛、中欧法官论坛等重要国际会议,深入研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前沿问题,向世界展示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成就。接待来自美国、欧盟、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商标协会等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110批次1300余人来访,积极参加中美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交流项目、中欧知识产权对话机制十周年论坛等国际交流,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知识产权规则。
“经过三年的运行,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平均结案时间为125天,欧洲是18个月,美国专利诉讼案件仅审理前期的准备就需要2.4年。” 全国政协委员莫文秀感慨地说,越来越多的外国当事人自愿选择我国为知识产权案件的诉讼地,充分说明中国司法的国际影响力在不断提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2014年6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方案》。8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
因加大保护创新力度而生的知识产权法院由此步入改革快车道。成立三年来,知识产权法院勇立时代潮头,在探索中国特色知识产权专门化审判道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深入贯彻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造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国模式。
2014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来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调研。图为孟建柱与郭金龙、周强共同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揭牌。(资料图) 郝 帆 摄
立足审判 为保护创新发展护航
今天的中国,创新适得其时、适得其势。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而实现这一目标,归根到底要依靠创新驱动。
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激发创新原动力的基本保障,司法则是保护知识产权最有效、最根本、最权威的手段。
三年来,知识产权法院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公正高效审理案件,有力遏制侵权行为,有效保障创新驱动发展。
苹果、华为外观专利纠纷引发的行政诉讼案,全国首例视频聚合盗链不正当竞争纠纷案——爱奇艺诉聚网视案,全国首起电竞游戏赛事网络直播不正当竞争纠纷案——DOTA2亚洲邀请赛视频转播案,网游“魔兽世界”诉中禁令案等知名案件的公正审理,吸引了社会各界“围观”,起到了较好的引导示范作用。
针对知识产权侵权赔偿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积极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市场价值研究(广东)基地”建设,深入开展侵权赔偿等问题研究,使侵权赔偿数额与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相契合,并探索适用惩罚性赔偿,使侵权人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在“U盾”专利侵权案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审全额支持了原告4900万元的赔偿请求,并首次支持了原告以计时收费方式主张的100万元律师费。
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设立知识产权案例指导研究(北京)基地,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案例指导制度,完善典型案例生成、筛选、识别、使用机制,积极推动知识产权司法裁判理念、尺度和标准的统一。
最高人民法院在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设立知识产权司法保障科技创新(上海)基地,是人民法院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又一重要举措,进一步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障科技创新的前瞻性、科学性、针对性。
“通过审理社会影响大、关注度高的重大疑难案件,加强对审判实务中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的研究处理,确立了一系列重要裁判标准,为行业发展提供行为示范和有效指引。” 2017年8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人民大会堂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关于知识产权法院工作情况的报告时说。
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三个法院共受理案件46071件,审结33135件。
勇于探索 为司法体制改革探路
“上个礼拜,一个星期我就开了16个案件的庭!”
2015年 4月16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院长宿迟在首届中国知识产权法院论坛上表示,“作为法院院长,我首先是法官,法官不能脱离审判,我们正在探索把院庭长办案实现常态化。”这项新的尝试,跟改革前院庭长一般不参与案件审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知识产权法院设立之际,正值新一轮司法改革深入推进,因而受到高度关注,也成为观察司法改革的一个新窗口。
作为司法改革先行者和排头兵,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积极探索符合知识产权司法规律的审判权运行机制,率先推行法官员额制、司法责任制、机构设置扁平化等。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还开创了审委会直接开庭制,在安徽华源医药公司诉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一案中,首次由审判委员会全体委员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案件。
知识产权法院法官们纷纷表示,这是法官生涯中感受最彻底的一次“放权”,职业尊荣感很强烈。
在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做了2年多技术调查官的邹享球,是三家知识产权法院中第一位出现在法庭上的技术调查官。
技术调查官是知识产权法院从2015年开始引入的“新角色”。
邹享球第一次“亮相”是2015年4月参加一起著作权侵权纠纷案的开庭。这时,距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宣布启动建立技术调查官制度刚过去了4个月。
今年8月周强院长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称,三个知识产权法院均设立了技术调查室,共聘任61名技术调查官。技术调查官在1144件案件中为法官提供专业技术咨询,确保了技术事实认定的中立性、客观性和科学性。
放眼国际 传播中国法治好声音
2015年9月9日,在最高人民法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发布工作运行情况显示,涉外案件较多,占一审案件总量的39.4%。
在知识产权法院成立之初,世界法学家协会(WJA)主席亚历山大•贝拉洛维克曾说,中国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做法,体现了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高度重视及大胆探索,值得持续关注和期待。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办事处副主任吕国良认为,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是中国知识产权审判体制改革的重大核心举措,此举也引起了世界上广泛的关注。“这个信息要求我们能够关注这方面的发展,把中国的信息及时提供给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中国正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中国在知识产权审判方面,改革成效和标杆作用逐步显现,司法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展示了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新形象。
为了提升我国知识产权司法的国际影响力,最高人民法院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签订合作备忘录,以知识产权法院为依托,深化多领域合作。
设立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国际交流(上海)基地,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举办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论坛、中欧法官论坛等重要国际会议,深入研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前沿问题,向世界展示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成就。接待来自美国、欧盟、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商标协会等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110批次1300余人来访,积极参加中美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交流项目、中欧知识产权对话机制十周年论坛等国际交流,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知识产权规则。
“经过三年的运行,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平均结案时间为125天,欧洲是18个月,美国专利诉讼案件仅审理前期的准备就需要2.4年。” 全国政协委员莫文秀感慨地说,越来越多的外国当事人自愿选择我国为知识产权案件的诉讼地,充分说明中国司法的国际影响力在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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