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知识产权专家创建新创新中心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在哈斯商学院创建了一个名为“Tusher知识资本管理中心”的新创新中心，该中心主任David Teece教授在近期为此举办的讨论会上定下基调说：“在这个国家我们只擅长一件事，那就是创新。” 

        7月14日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职工俱乐部举行了第一届年度管理会议，会议主题为“全球环境中的知识产权问题：管理与政策关注”。该会议网站上有演讲者的视频。 

        Teece在准备好的开幕词中说：“美国的竞争优势在于创新与创意而非制造。因此，美国公共政策支持美国创新生态系统是至关重要的。” 

        他说，但这是困难的，因为美国没有一个促进创新的机构，而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却设有强大的资金充足的反垄断的机构。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支持创新，但“权力相对较小”。 

        Teece强调了学术争论对政策争论的重要性，并表示“正确对待”是很重要的并提到了这些跨领域问题的复杂性。Tusher Center的创立得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友、李维斯 （Levi's）前首席执行官Tom Tusher的支持，因此将从商业视角审视创新和美国的竞争力并将评估复杂问题的方方面面。 

        Teece和其他发言者在会上集中讨论了美国的反垄断法。Teece说反垄断造成的AT&T分裂是一种错误，因为它导致贝尔实验室衰落。硅谷在很大程度是建立在来自于贝尔实验室的创新成果之上，在很多人眼中贝尔实验室是人类文明至今创造的最大的研究组织。 

        Teece说：“被拆分前的贝尔实验室是当时的谷歌公司的20倍，它的着眼更长远。”改变文明的技术，例如晶体管、激光和蜂窝技术都起源于贝尔实验室。贝尔消失后，长远研究就开始不足。 

        他说，数年来我们一直在吃老本，如果不改变，美国将无本可吃。 

        Teece注意到知识产权和标准对创新的重要性，他说，新想法传播速度的不断加快以及前置准备时间的缺失使创新阶层和发明者很难从其创新活动和投资中获益。 

        7月14日讨论的重点是标准必要专利（SEP）——对适用于所有的标准很重要的技术专利。 

        一个多次争论的问题是专利“钳制”——专利权利人威胁获取禁令会导致专利许可费上升。斯坦福和伯克利的教授Mark Lemley和 Carl Shapiro提出的“钳制”观点和其他证据显示，专利权利人可能获得过度补偿，而且过多专利堵塞了创新体系，这引发了反垄断干预和相关立法。 

        Teece说：“钳制理论是由Lemley和Shapiro提出的，他们没有任何支持这些理论的证据，也没有考虑 ‘反向钳制’问题，也就是发明者把钱投进了研发中，因此他们更易受到侵占其投资成果的侵权者的伤害。显然，如果存在‘钳制’问题，也会存在‘反向钳制’问题。” 

        Teece在活动上说种种迹象表明标准制定机构“处于危机中”。他说这就是为何成立中心的原因之一。 

        Teece和其他发言者关注的重要问题是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制定新专利政策的举动。司法部写信鼓励IEEE这样做，Teece称司法部赞同专利钳制观点，并支持“标准制定机构能制定规则，要求专利所有人不要寻求禁令救济，尽管寻求禁令的威胁有助于在市场上而不是在法庭上签订许可协议。” 

        Teece总结称：司法部并不知道它在做什么，并再次表明它对创新持有偏见，它选择倾听知识产权使用者而非发明者的声音。不幸的是司法部做出的是政治决定，而不是一个合理的倾向于公共利益的决定。 

        其他发言者 

        会议期间发言者提出了很多新中心可能想要进行研究的话题。 

        纽约Cravath, Swaine & Moore律所的合伙人、USPTO前局长David Kappos认为，说创新是美国所擅长的就等于说美国擅长于最重要的事情。 

        他着重谈了他认为的反垄断活动趋势，包括规范境外专利许可的海外反垄断活动这种“危险的胡作非为”。 

        其次，他说美国反垄断制度的过度扩张“造成了”海外的糟糕先例，因为美国执迷不悟地认为应该用反垄断审查知识产权，而事实上应该是用一种相反的方式。 

        另外一个被研究的领域是基本术语的使用，例如专利灌丛（patent thicket），该词经常被用于指代许多阻碍创新能力的专利。伦敦帝国学院的助理教授Ed Egan谈论了一个针对具有“很大争议”问题的研究，即市场失灵所用的术语是否准确。通过对从1988年开始至今发表的多达100余份相关论文的分析发现：“专利灌丛”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事物”，建议专利系统应单独存在，除非有更多相同意见。 

        乔治梅森大学法学院的Adam Mossoff教授专注于研究专利历史，他谈论了企业是如何承诺不执行标准必要专利，但这些专利本来在他们的产业中并不起太大作用。 

        Mossoff对美国政府机构的最近倾向提出批评。他提到美国的苹果和韩国的三星之间的纠纷，指出三星胜诉被奥巴马总统否决，而苹果胜诉却得到支持。这种政治行为导致其他政府“将知识产权”作为国内优先考虑事项的人质。这是对专利保护的弱化。 

        Mossoff说他很担心，并希望看到美国重新成为一座灯塔。 

        Bi-Level Technologies的总裁Ron Katznelson解释了IEEE的专利工作，他说，标准制定机构表示标准必要专利的公平合理无歧视（FRAND）的许可条款需要更多信息来完善。IEEE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哈斯商学院的Henry Chesbrough教授谈论了自他在数年前臆造出“开放式创新”这个家喻户晓的词以来该词的概念的变化历程。在网上搜索开放式创新会出现上千万页的结果。而他开始研究这个概念时，检索后只有几页的内容，通常是关于新创新中心或类似机构的开设。 

        Chesbrough谈到了一个开放式创新的实例——医药产业的旧模式在衰退，生产效率下降，成本上升，因此不同的公司都在倾向于专业化。 

        USPTO首席政策官和国际事务主任Shira Perlmutter建议将“创意”加入到创新中，而美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Perlmutter指出版权例外对创意十分关键，通常也是争辩和法律活动的焦点。为权利人提供大堆的权利相对简单。世界上的例外是复杂多样的，包括了所有未经许可能做的事情。（编译自ip-watch.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