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女孩朱莉中国式上访

9年前，美国女孩朱莉在合肥与时任邮局保安员的刘士亮邂逅 资料图片

我的第一份工作和北京有关。2000年哈佛大学毕业后，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工作了一年。现在我故地重游，是为了上访。

北京酷热无比。我先是去了位于东堂子胡同的公安部信访处。我认为问题出在五河县公安不应该对刘士亮通缉，这是滥用权力。我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求依法办案。

我去公安部的次数最多，已经5次了。公安部信访处的人都认识我了，甚至跟我打招呼，“又来了？”

信访处门前，每天挤满了各地的访民。这里上午发号，下午叫号。人们早早排好队，希望可以有机会陈述冤情。我看到，有些好不容易排到前头的上访者，因为没带身份证，被门卫一句轻描淡写的话打发回家。

访民们一开始还以为我是个记者，他们向我讲述自己的遭遇。许多问题因为经年累月得不到解决，已积重难返。他们似乎对结果也不抱希望，唯一的寄托就是不停地上访。有意思的是，一个中国人甚至问我：你来上访是被人指示还是被人花钱雇的？

或许是看到一个老外站在上访的人群中不好看？一次，公安部信访处的工作人员过来邀请我进去坐。我谢绝了：我不是小孩子，不需要照顾。我要和其他上访者一起排队。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信访处，在正义路靠近东交民巷的地方，门上没有牌子，显得神秘。在那里，工作人员看到“非法侵入他人住宅”这个罪名都觉得很奇怪，说这构不成重罪。一个59号工作人员，我对他印象深刻，因为他是为数不多能够认真听完我的倾诉的人。我甚至分辨出，此人的口音来自呼和浩特。

国家纪检委信访处我只去了一次，是坐308公交去的。这个地方一天只发100个号，但是一般是一批同时接待5个访民。因为往往是下午两三点开始接待上访者，我那次是和7个人一起挤进去的。

整个7月、8月，我几乎天天上访，对于这些机构的上访规律门清。为了省钱，我还办了交通卡，北京坐公交才4毛钱！

我在王府井新华书店买了好多中国法律方面的书，刑法、刑事诉讼法、宪法、信访条例。看完了这些书，我觉得跟美国的法律条文区别也不算太大，差距来自执行上。

比如按照信访条例第23条，信访机构应该给上访者书面答复，但是我从来没有得到。只是偶而得到一张小纸条，告诉我下一次上访的时间，和我应该去解决问题的地方。

我把一切搞砸了吗？

我在北京上访，让刘士亮代理律师刘咏梅很不高兴。她说，本来这个案子很容易，就因为刘士亮有个要过门的美国太太不断上访，还找媒体，把本来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

或许真应了刘律师的话，2009年9月14日，五河县人民法院开庭，这是事隔三月后，我第一次看到刘士亮，但是这次开庭没有宣判就结束了。

吴志君律师认为，五河县公安机关羁押刘士亮，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羁押期限。正常情况下，法院要在1个月到一个半月内，开完庭并作出一审判决。开庭后，检察院有两次补充证据的权力，每次为时一个月。如果法院在一个半月内审结不了，可以向上级法院请求延期一个月。

五河县外宣办工作人员李向前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个案子其实不大，之所以现在没有宣判，就是因为搜集到了新的证据，法院要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

李向前告诉记者，“朱莉想利用外国人的身份对案子施加影响是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中国已经不是‘做洋奴’的时候了。”

11月2日，我去了五河县法院，刑庭庭长告诉我，案件已经上报安徽省高院，并且已经获得批准，可以延后宣判。11月7日，我带着刘士亮的父母去了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傍晚时分，得知五河县法院已将案件退回五河县检察院。

刘咏梅律师说，这次是五河县检察院主动撤诉的，他们还要重新起诉。

在看守所里，刘士亮已经迎来送往了几拨狱友。刘咏梅说，原来与他同被关押的两人，一人有前科，此次又是翻墙撬锁，并打伤了人且不认罪，才被判处六个月，离开了看守所；另一人被判了三个月，也走了。因为刘士亮“拒绝认罪”，我们取保候审的要求没有被允许。现在，刘士亮被羁押时间已近半年。

我也自问，是我的倔劲惹恼了地方官员吗？

一些中国人会说，中国法律和美国法律肯定有一些区别，中国的法律还在完善，因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是，我觉得在中国有的地方，法律还是靠人、靠关系。

我担心案子无休止拖下去。11月12日，我在网上发现了一家航空公司当晚去北京的单程机票，4折。我决定当天从深圳飞往北京。

11月13日，我一口气去了三家公检法部门。在公安部，我又谢绝了进门坐坐的邀请，交谈在门口就结束了。在最高法院，警卫告诉我，没有判决书不会被接待。

下午，我还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我来过两次，他们都认识我。警卫告诉我，上次接待的59号工作人员已经调到国家信访局，让我去信访局找以前的59号，才会知道案子进展。这期间，我还做了一件在外人看来很“离谱”的事情：找奥巴马上访。11月15日奥巴马总统来中国访问，我知道他一定会去美国大使馆。我想：让美国总统和中国的国家领导人知道我这位“洋秋菊”的存在，或许能促进事情的解决。既然司法渠道和舆论监督的路都碰壁了，我想试试中国的传统方式—“告御状”。

11月17日下午，我登记进入了美国大使馆的一道门，我走进院子，发现第二道门站满了等待总统的使馆要员和美国特工。我走上前，说明了我的境遇，向他们递交了我的信件。但是他们严肃地告诉我：不能接收和代我转交任何东西给总统先生，并让我赶紧离开。

我表示理解，但是我并不服气。奥巴马算是我的哈佛校友，一个美国公民向自己的总统求助并不为过，况且我还曾经投过他一票。

我没辙了，也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你知道，上访对于我是不得已而为之。在美国，没有“信访办”，美国人到各州首府和华盛顿上访的人少之又少，因为表达意见的渠道很畅通。

这一次，我在北京待了半个月。每天像上班一样，上午出门上访、找律师和记者，晚上回酒店，天天挤公共汽车。

在我上访的所有过程中，“在程序中”是我听到最多的词汇。信访的处理进展从来都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我始终不知道“程序”究竟到了哪一步？

11月26日，在北京寒冷的街头奔波了一天，我又冷又饿，傍晚经过建国门一间“SUBWAY”的时候，看到橱窗里“火鸡半价”的红色招牌，我突然意识到，这天是感恩节。

此刻，我的父母还有我亲爱的奶奶，正围坐在休斯顿家中享受着大餐，而我独自在中国奔波。我的身边没有可以分享心情的人。刘士亮，此刻他在做什么？

12月2日，是刘士亮在五河县法院第二次开庭。前一天，我又一次来到了公安部信访处。出人意料，这一次我受到了热情接待。一位信访接待人员告诉我：“公安部对你的事情很重视，部长几次就你反映的问题进行了批示”。

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中国的事情太复杂，我这个老外还没有摸准它的“弦外之意”。

上午10点，我匆匆离开公安部，赶上了北京开往蚌埠的火车。多日来的奔波让我疲惫不堪。我不知道将来怎样？只是想把眼前这场难关渡过去。

（12月2日，刘士亮案件在五河县法院第二次开庭，五河县法院介绍，法院将择日宣判。刘士亮仍在羁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