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创新能力：量质之间看“原创”

　　一方面，我国科技创新在很多领域已经赢得了话语权；另一方面，真正拥有一流独创性学术思想和原创性技术体系的学者仍比较少。面对“喜忧并存”的局面，我国应如何在创新数量与质量的博弈中前进？专家呼吁，需要以纵深的视野来挖掘创新背后的内涵。

　　4月2日，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曹雪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我国科技创新在很多领域已经赢得了话语权，国际同行常用“振奋”来形容我国科技发展。但是，我们真正拥有一流独创性学术思想和原创性技术体系的学者仍比较少。当前，我国在研发经费、国际科学论文、发明专利等多方面领先世界，而在原始创新、国家创新基础、企业创新投入强度和创新绩效等方面仍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

　　世界范围内创新竞争已是“硝烟弥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我国究竟该怎样在全球坐标上准确定位，在创新数量与质量的博弈中前进？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国家创新指数”正是提供了这样一把“标尺”。

　　看研究——不断调校“创新标尺”

　　近日发布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3》，是这把创新“标尺”的第4次使用。事实上，这把“标尺”早被明确纳入国家“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中，足见我国科技创新顶层设计上对其高度重视。

　　《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3》课题协调人、科技部发展计划司评估与统计处处长刘树梅告诉记者，“选择对世界多个国家的创新能力进行评价要比对某一国的评价更加复杂。因为既要考虑指标设定的科学性，还要考虑能否找到所有被评价国家的同类数据来支撑，而且这些数据必须来自权威机构或出版物，还要保持连续性和时效性。”

　　正因难度不小，尤需在研究方法、指标设定等方面不断打磨。刘树梅介绍说，此次指标体系增加了“有效专利数量占世界比重”、“企业研究人员占全社会研究人员比重”2个指标；将“R&D经费总额”调整为“R&D经费占世界比重”；将“发明专利授权数”调整为“万名研究人员的发明专利授权数”；将“高技术产业增加值”调整为“知识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等。这些调整都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创新的影响力、竞争力和质量的评价，客观全面反映产业结构调整。

　　“我们不是比谁‘大’，主要是比谁‘强’，力争更客观地反映每个国家的创新能力，而不是为了本国位次上的好看。”刘树梅说。

　　《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3》协调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统计与分析研究所副所长宋卫国则表示，这次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侧重于反映创新能力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带动作用，强调了科技竞争力，指标涵盖了从创新投入、知识创造、企业创新到创新产出绩效的创新全链条，并考虑了创新环境的影响。“因此，这样的设计和考虑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当前世界主要国家的创新能力。”宋卫国说。

　　辨成绩——数据分析再深一些

　　在“国家创新指数”这张大成绩单上，数量与质量始终在关注者的眼里“较劲”。报告显示，我国研发（R&D）经费和R&D人员以及论文专利数量等部分规模指标位列世界前列，在备受鼓舞的同时，也有人质疑，这些数据是否有泡沫化成分。正如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陶鑫良在评价我国专利申请量陡增时表示，“要警惕可能局部存在着的片面追求数量、拔苗助长的现象。”

　　宋卫国对此回应，这次统计评价中使用的绝大部分数据来源于国外权威数据库。而且在指标选取和统计上，注重更多地反映创新成果的质量。“比如，在专利统计方面，除了发明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外，我们还加入了PCT专利、有效发明专利、三方专利等这些更能反映专利质量的指标。”

　　“创新发展通常从初级创新走向高级创新，而且质变始于量变。我国的创新正处在从量变到质变的过渡过程中。不要小看创新规模，一个国家创新活动规模越大，才越容易保证获得科技创新持续发展的能力。”在宋卫国看来，从“高被引”论文数量、PCT专利、三方专利等能切实反映创新成果质量的统计指标来看，我国创新质量正在迅速提升，加速向质变的转变。

　　专家认为，数值高低与质量、成效之间不能简单地画等号，直接作“高低”、“好坏”之判断。刘树梅举例说，我国在“企业与大学研发协作程度”这个二级指标上，连续多年的世界排名变化不大，且略有下降趋势，但不能因此简单地评价为企业与大学合作的“不好”，或者说协同创新的程度在降低。

　　“从某种角度上看，也许反映了企业创新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在不断提升。因此，每一个指标背后都大有文章，都要通过系统深入的分析，挖掘出远比数据本身更丰富的内容。”刘树梅说。

　　议问题——创新投入需调结构

　　报告显示，我国最近20年的R&D经费累计投入量，不及美国最近2年的累计量，也少于日本最近4年的总投入。而在年初，英国《自然》杂志报道我国研发投入强度首次超过欧盟，外媒用“令人震惊”来评价我国的研发投入。数据反差，再次掀起了人们对“我国科研投入到底是多还是少”的热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高文介绍，10余年来，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比重几乎在5%左右“原地踏步”，而国际上重要的创新型国家这一指标大多在15%至30%左右。

　　可见，投入结构的不协调造成了“多还是少”的认知差异，我国研发投入“塑形”已是当务之急。“政府增加科技投入的方向性毋庸置疑。”宋卫国明确表示，“不能因为所处的发展阶段，而不重视研发投入。我国如果要继续赶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释放科技人力资源红利，而要释放红利，就必须加快产业转型，产业要转型就不得不增加科技投入。”

　　对于企业创新投入强度和创新绩效不高的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副部长李志军分析说：“从企业自身来讲，一是‘无心’，即企业决策者对创新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动力；二是‘无力’，即企业在资金、技术、人才等多方面，不具备创新能力，仍处在跟踪模仿阶段。”

　　“无心”“无力”的问题，要求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必须重塑创新“身姿”。李志军建议，必须从企业自身和政府层面两方面着手。企业要提高创新自觉，强化主体地位，同时还要提升创新能力。在政府层面，则要为企业创新营造良好的环境，在政策激励、人才流动、创新服务、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真正为创新保驾护航，解创新者后顾之忧。

　　“企业以盈利为目的，在创新投入上自然要考虑投入成本，一些小企业没有能力也不会为了一个测试去购买价格高昂的仪器设备，这就需要政府搭建公共的测试平台，建好基础设施。”刘树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