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院所专利转化率有待于大幅提升 大量专利耽误在实验室

　　学会给专利打包

　　将一家科研院所开发的单元性的专利技术推向市场，显然颇具难度。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资讯家电材料研究部经理叶仰哲认为，科研单位仅负责开发生产技术的部分而非完整的量产技术，从而造成了和企业在专利成果对接上的障碍。

　　科研院所与其各占学术山头，独自为战，不如联袂登场。欧晓斌给记者提供了这样一个案例：中国科学院北京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在撮合中科院自动化所和中石化北京燕山分公司的项目合作过程中，了解到该公司还在工艺、控制、仪表等方面存在技术需求，于是先后组织过程所等中科院多家研究所的专家与该公司进行交流，介绍技术成果，从而促成了中科院多所与该公司达成了12个项目的合作意向，可谓全面开花。

　　目前，国内科研院所之间尚未形成统一有效的跨院所合作机制，院所之间的合作相对偶然、随意，并未实现有机整合。因此，类似中国科学院北京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的专业机构在推动院所间深度合作上就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该中心在建立首都科技条件平台、知识产权运营管理平台、重大项目推进平台、京外院地合作平台这四大专业平台的过程中，促成了多家科研院所的合作。

　　相对于技术开发类科研院所，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院所专利转化难度要更大一些。对此，樊建平建议，整合一些科研机构的资源，建立多学科交叉环境，不失为推动科研院所专利转化的捷径之一。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就是由集成技术研究所、生物医学与健康工程研究所、先进计算与数字工程研究所等多学科部门组成。“发挥学科交叉特色，形成集成创新新优势，建立经济预测机制，培养市场拓展能力”被定为发展目标之一。目前，这个院有42个项目获2011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获得科研经费达2045万元。

　　“我们与国内外的许多科研机构都有深入合作，在这点上一直很开放。把各项知识产权整合到一起，能发挥更好的作用。”樊建平说。

　　转专利先转观念

　　欧晓斌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中科院半导体所有位杨教授，几年前在与企业谈项目时，大家半开玩笑地说，等合作真成了，大家就得改叫“杨总”了。可杨教授当时就一脸严肃地说，他只擅长做技术，其他商业上的事儿绝对不参与。“这件事说明，在专利技术转化上，科研人员要过的第一关就是需要给自己定好位。”欧晓斌说。

　　专利成果转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前期科研开发重要，后期经营生产同样重要。科研人员在不具备相应能力的情况下，从开发到经营的“一肩挑”的确不利于专利转化。充分认识到专利转化的系统性和复杂性，明确自身职能定位，戒除大包大揽的逞能心理，是科研人员首先应有的转变。“还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欧晓斌强调。

　　当然，这并不是说科研人员就不可以搞经营。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技术转移中心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他们最近就先后选派了3名科技骨干参加创业培训，但偏重从有企业家精神与素质的科技成果带头人和科技创业企业CEO中选拔。

　　第二个观念转变是要强化知识产权意识。“技术成果转移、转化的载体是什么，就是专利。”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樊建平对记者说，“没有专利保护的技术企业敢要吗？”以往以论文为科研评价导向，使得科研人员普遍存在会写文章，不会写专利申请的尴尬。同时，出于被动防御而申请的专利，在转化过程中常常由于科研人员自身的知识产权运用意识不强，而限制了专利价值的最大限度发挥。对此，欧晓斌呼吁：“科研院所在知识产权运用上，一定不能只停留在被动防御，要敢于主动出击。”

　　第三个转变，就是从重渠道变为重质量。现在，常将专利转化难的原因归结为转化渠道不畅，而忽视了专利成果本身的质量因素。“技术本身的质量和水平，要比转化渠道更重要。酒香不怕巷子深。”樊建平说。

　　专利转化的迫切需求并不仅仅是利益驱动，只谋求渠道而不注重在质量上下功夫，显然是舍本逐末。如何提高专利质量？樊建平建议，首先必须提高科研人员自身的学术水平，要克服浮躁心理，真正潜下心来作研究。其次，就是要多瞄准应用需求，让科技成果接上“地气”。

　　尝试多种专利转化思路

　　作为国内首家外资农业生物技术研究机构，先正达生物科技（中国）有限公司与多家科研院所有着密切合作。先正达公司科研项目管理及合作总监梁继红博士告诉记者：“目前，一些国内科研院所知识产权或技术转让部门中，由具有海外留学和法律知识背景的专业人士负责专利工作。我们与这些科研院所的合作磋商也有了专门的对接渠道，提升了工作效率，更好保障了双方的利益，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变化。”

　　在与外资企业合作中用心学习他们先进的知识产权管理经验，是国内科研院所提升知识产权转化能力的一项“秘籍”。“科研院所通过与外企的技术合作，可以知道他们在关注什么，可以了解更国际化的市场信息。”欧晓斌说。

　　梁继红也谈到，跨国公司专业的知识产权管理团队往往拥有丰富经验和全球视角，能够帮助国内科研院所增强专利保护的力度和严密性，同时利用全球化的商业渠道最大化实现知识产权价值。

　　当然，仅注重增强和外资企业的合作质量，对于复杂的专利转化工程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各科研院所立足自身的机制创新才是促进专利成果转化的核心驱动。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技术发展处一位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了他们的共性技术辐射模式：就是根据区域经济的特点共建非营利性计算所分部，进行技术转移与辐射。截至2010年，已经在环渤海等地区建立了11个分部、分所，得到了当地政府和企业的普遍欢迎。不断创新的知识产权转化及技术转移机制，进一步推动了该所的专利技术转化。在2010年举办的中科院计算所首届专利拍卖会上，该所69件招商标的成交了28项，成交率超过40%，单项标的最高成交价达到120万元，总成交额近300万元。

　　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的做法也值得借鉴。他们建立了科研人员、研究所、风险投资共同投资的投入体系，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对参与创业的科研人员给予“扶上马，送一程，走出去”的创业扶持。在创业初期，给予创业团队实验条件、科研用房等方面优惠，等到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保留创业团队所内职务，工资由公司返回，待公司完全独立运行后，再回馈研究所，解决了科研人员的顾虑。以上这些机制创新都极大地促进了科技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商用化。

　　各研究所内部机制的创新脱离不了整个科技体制的宏观背景。伴随着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科技经济一体化步伐也不断加速。然而，科研院所的过度行政化弊端依然从深层次上阻碍着专利成果的转化。樊建平坦言，对于有国家干部身份的科研人员来说，种种条规限制使得他们在专利成果转化上谨小慎微，放不开手。对此，他建议应该进一步淡化科研院所的行政属性，同时建立科研成果转化不利问责制。（经济日报 记者 董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