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红色追缉令》引发著作权纠纷

    原告雷女士诉称：2004年10月28日，被告金盾信通公司的马总经理以海南洋浦金信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洋浦公司）的名义作为该公司的授权代表与原告签订委托创作合同，约定：原告创作26集电视剧本《红色追击令》，每集创作酬金为人民币1万元。签约后，原告创作14集剧本并向马总交付，马总支付部分稿酬后再无下文。原告多次找马总交涉，但其总是以种种借口推托、抵赖，拒不支付剩余款项，也不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后原告发现两被告已将原告创作的14集剧本摄制成27集电视连续剧《红色追击令》并出品、发行，该剧每集的片首均注明：原告系编剧之一、被告金盾信通公司马总经理系总制片人，片尾注明：两被告是联合摄制和出品单位。

    原告认为，根据我国相关规定，申领《电视剧制作许可证（乙种）》，申请机构须提交编剧授权书。然而，原告从未向两被告提交或签署过任何书面授权书，故依据我国法律规定，两被告未经原告许可也未向原告支付其应当支付的报酬，就自行使用原告创作的剧本并获利，其行为已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两被告停止侵权，停止播映涉案作品，停止发行涉案作品；判令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6万元。

    被告金盾信通公司和沈阳电视台辩称：原告对涉案电视剧不享有除署名权外的其他任何著作权权利，其起诉被告方侵权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告与海南洋浦公司签订的委托创作合同中约定原告除享有剧本《红色追击令》署名权外，著作权其他权利包括发表权、修改权、改编权、摄制权等全部由海南洋浦公司享有。被告已经在该剧中署名原告为编剧之一，没有侵犯原告著作权。原告是受海南洋浦公司委托创作剧本，根据原告与海南洋浦公司的合同约定，原告应创作完成14集剧本，原告已从海南洋浦公司领取了15万元稿酬。海南洋浦公司是委托原告创作26集剧本，但是，原告仅和他人一起创作了14集剧本。被告使用了原告创作的剧本，被告从海南洋浦公司拿到的剧本是14集，但海南洋浦公司已经向原告足额支付了稿酬，不欠原告任何稿酬。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请。

    法院审理后认为：受委托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委托创作合同》是雷女士与海南洋浦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法有效。根据《委托创作合同》的约定，雷女士对《红色追击令》的剧本及故事大纲仅享有署名权，而不再享有著作权的其他权利。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证人证言并结合行业惯例分析，雷女士以借款单形式领取的15万元应认定为海南洋浦公司因《红色追击令》向雷女士支付的编剧稿酬，而非借款。雷女士在本案中主张权利的内容是其单独创作的5集剧本或实际播出的10集电视剧，结合《委托创作合同》每集稿酬1万元的约定来看，无论按剧本集数计酬还是按实际播出的电视剧集数计酬，海南洋浦公司均已向雷女士足额支付了编剧稿酬。因此，雷女士对《红色追击令》的剧本及故事大纲仅享有署名权，而不享有其他著作权权利。电视剧《红色追击令》的编剧署名中包括雷女士，故雷女士的署名权已经实现。因此，基于《委托创作合同》，二被告不构成对原告雷女士的侵权。

    雷女士主张《委托创作合同》约定的每集1万元稿酬是指在已有剧本上二度创作的稿酬，而电视剧《红色追击令》使用的是雷女士重新创作的剧本，故稿酬应为每集2万元。对其此项主张，法院认为，原告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原告承担不利后果。《委托创作合同》并未体现每集1万元是二度创作的稿酬，原告也未就此项事实提供其他充分证据，在被告明确否认的情况下，法院不能认定原告主张的此项事实存在，原告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雷女士称其从未在《电视剧制作许可证（乙种）》申请过程中签署过编剧授权书，故二被告构成侵权。对于雷女士此项主张，法院认为：第一，雷女士明知该剧本用于拍摄电视剧《红色追击令》，仍然签署《委托创作合同》并进组创作剧本，表明其认可电视剧《红色追击令》在拍摄过程中使用其创作的剧本；第二，根据《委托创作合同》，《红色追击令》剧本及故事大纲除署名权以外的其他权利均归海南洋浦公司享有，相关机构在申请过程中不必重复取得雷女士授权；第三，即使编剧授权书是《电视剧制作许可证（乙种）》申请过程必须提交的文件，申请机构是否提交该项文件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与著作权民事诉讼中的侵权认定并无必然联系。因此，雷女士以此主张二被告侵权，无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最后，法院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宣判后，原告雷女士已提出上诉。